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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初，孟加拉服裝廠 1600 名工人絕食討薪，要求支付拖欠已久的工資和獎金。此前，柬埔寨服裝產業(yè)也連續(xù)爆發(fā)罷工、抗議事件。這邊秀場上，時裝光鮮靚麗、引人注目；另一邊，底層勞工的血淚與抗爭鮮少人關注。幾年間，中國在“全球第一服裝制造工廠”的位置上坐立不安，東南亞第三世界國家的服裝業(yè)訂單大量流失，英美等國開始培養(yǎng)自己的制衣工人……在這一連串變化的背后，時裝制造業(yè)到底發(fā)生了什么？
中國國內
制造成本上漲：“用工荒”和“加薪潮”，中國勞動力不再廉價
廣東東莞在今年 4 月爆發(fā)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工潮，大約 3 萬工人參與了罷工行動，其中大部分來自當地最大的鞋業(yè)加工廠——裕元。罷工前，這些工人為全球 30 多家著名鞋類品牌進行代工，名單里包括 adidas、NIKE。鞋廠員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，這次停工維權緣于鞋廠未足額為工人購買社保。最后，為期 12 天的罷工導致裕元損失共計 2700 萬美元，adidas 直接減少了訂單量。
這一事件讓公眾認識到，中國工人們權益意識正在增強，服裝企業(yè)的日子不再像以前那么好過了。而對于成本異常敏感的制造行業(yè)早已察覺中國的加工優(yōu)勢正在消失。
2008 年后人民幣匯率不斷攀升，當國人笑逐顏開地購買國外商品時，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的服裝加工業(yè)利潤空間卻在變小。人民幣每升值 1%，紡織業(yè)的出口利潤率將下降 2%-6%。為保證利潤，服裝品牌必須用更多的美元換取相同價值的服裝，成本增加顯而易見。
另一方面，擁有 13 億人口的中國，其工人的數量優(yōu)勢也正隨著人口紅利的結束而逐漸消失。中國人喊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，老齡化卻在提前到來。在 2008 到 2013 的五年間，工業(yè)領域就業(yè)機會新增了 3000 萬，但中國 15-39 歲的勞動力人口卻萎縮了將近 3300 萬。勞動人口的缺失直接導致珠三角、長三角地區(qū)在近幾年春節(jié)長假后集中爆發(fā)“用工荒”。根據專家預期，年輕勞動力人口總數將在 2015 年減少 2000 萬，到 2020 年還將進一步減少 2200 萬。
伴隨“用工荒”的加劇，“加薪潮”也在服裝制造業(yè)中興起。用工人數的短缺和需求上漲，導致服裝加工者的工作時間不得不延長。在每周工作 6.3 天的一線工人中，有 47% 以上不愿意加班。80 后工人們對生活質量、休閑需求的提高，促使服裝廠為了留住熟練工，必須提高待遇、改善生活條件。有半數以上的紡織服裝廠提薪幅度在 10-20% 之間，更有 12.5% 的企業(yè)選擇上漲 20% 以上。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變得不再廉價。
成本的不斷上漲，外資企業(yè)只有選擇撤離。NIKE 在 2009 年 3 月叫停其在太倉的在華唯一鞋類工廠，解散了 1400 多名工人。2012 年 7 月，adidas“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資源的策略考量”，關閉蘇州工廠。同年，裕元的母公司寶成關閉了在華的 51 條生產線，約占其大陸生產線的 20%�？v觀國內，凡客誠品將部分訂單轉移到孟加拉，寧波申洲針織集團斥資 3000 萬美元在柬埔寨建立紡織工廠，“試水海外生產”逐漸成為國內大中型紡織服裝企業(yè)的新趨勢。
而那些受到優(yōu)惠稅率和廉價用地政策吸引，將服裝廠內遷的小老板們，發(fā)現中西部地區(qū)并非樂園�；蛟S有部分工人愿意在離家更近的地方工作，但內地配套產業(yè)鏈的不成熟，致使原輔料采購、印染加工等環(huán)節(jié)需要通過物流配送或轉移加工。生產質量和工期得不到保障，加上勞動力短缺，企業(yè)仍然會面臨工人的漲薪要求(河南工廠工人的平均工資在過去五年里增長了 110%)。綜合起來，內遷帶來的實際成本并沒有明顯降低，而物流更是糟得像場噩夢。
于是，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東南亞地區(qū)自然成為中國之后，服裝產業(yè)轉移的下一個目的地。但情況真的如設想般美好嗎？
東南亞國家
漸失投資信任：工廠事故和罷工、抗議事件頻發(fā)，政策風險高
從 2008 年開始，消費者們逐漸發(fā)現在 H&M、ZARA、NIKE、沃爾瑪購買的衣服鞋子標簽上，made in Vietnam、made in Bangladesh 的字眼越來越多。在小小的標簽背后是，整個東南亞分流了中國 30% 的加工訂單，孟加拉正在成長為繼中國之后的第二大服裝產地，而低廉的人力成本正是它們競爭力得以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報告，2012 年廣州工廠工人的平均月薪是 352 美元，相比之下，越南河內、柬埔寨金邊和孟加拉達卡工廠的工人平均月薪分別只有 111 美元、82 美元和 78 美元。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服裝制造業(yè)在這里重新看到曙光，投資東南亞成為外商們熱議的話題。
在過去 5 年間，越南的外商投資增長了兩倍以上，柬埔寨和孟加拉的外商投資也分別增長 85% 和 43%，達到 8.92 億美元和 11 億美元。外資的大舉進入，服裝加工產業(yè)的轉移，讓東南亞國家的經濟依賴服裝出口取得了一定進步，但問題也隨之而生。
2012 年 11 月，孟加拉塔茲雷恩制衣廠大火，導致 121 人葬身火海；次年 4 月，首都達卡市郊一棟 8 層樓建筑突然倒塌，致多人被埋，死亡人數超過 1000 人……惡劣的工作環(huán)境、橫行的黑幫、腐敗的政府官員、物價上漲……每一個社會問題都是壓死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貧窮的服裝業(yè)工人無法維持日常生活，不滿的情緒正在累積。
2013 年 9 月份，為爭取每月 104 美元的最低工資，孟加拉的服裝工人們走上街頭進行抗議，抗議活動進行了三天，400 間工廠停工。同年底，憤怒的工人們縱火燒毀了一棟十層樓高的大型服裝加工廠。而在今年 8 月初，1600 位工人絕食討薪，要求支付拖欠 3 個月的工資及開齋節(jié)獎金約 4130 萬塔卡。
柬埔寨的情況一樣不容樂觀。2013 年，柬埔寨面料生產協會(GMAC)記錄在案的罷工共 130 起，是過去十年來最頻繁的一年。當年年底，30 萬柬埔寨服裝工人舉行罷工游行，GMAC 號召成員工廠關閉，停止生產三天。最后造成約 2 億美元損失以及 7000 萬美元的投資延遲。
在越南，外商面臨的問題更甚。社會環(huán)境和政體的不穩(wěn)定；年初爆發(fā)的匯率危機；當地工人缺乏專業(yè)技能培訓，生產率低下；本國原輔料生產僅能滿足紡織行業(yè) 30% 的生產需求，絕大部分中高檔面料嚴重依賴進口；今年 5 月，甚至還發(fā)生針對外國投資者的暴力事件，這都讓越南的經商環(huán)境蒙上一層陰影。
服裝廠商逐漸發(fā)現，盡管勞動力成本低，但是東南亞國家的可隱形成本和政策風險更高。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、政策變動的不確定性，對于企業(yè)來說，無疑是種種考驗，而這也動搖了不少外商投資東南亞地區(qū)的信心，但也無計可施。
品牌
敷衍應對：避開道德譴責，避簽勞工協議，避免資金賠償
東南亞諸國的工廠事故和罷工游行見諸報端，將西方的服裝業(yè)巨頭們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。他們一方面需要承擔經濟損失以及法律訴訟，同時也要面對消費者帶來的道德指責。這些服裝業(yè)巨頭們在此會作何反應呢？
去年 4 月孟加拉國拉納廣場的一棟制衣廠大樓發(fā)生倒塌事故，造成 1127 人喪生。此事故將 GAP、MANGO、貝納通、家樂福、沃爾瑪等數 10 個服裝品牌及零售商牽涉其中。
事故發(fā)生后，H&M、ZARA 母公司與當地勞工聯盟簽署了一份《孟加拉國服裝產業(yè)安全協議》，梅西百貨、JC Penny、瑪莎百貨、MANGO、貝納通等隨后相繼加入該協議之中。迪士尼公司更宣布撤銷孟加拉的服飾訂單，以后永不在此制造……就連拒絕加入協議的 GAP 也宣布將自行制定安全計劃。沃爾瑪聘請了專業(yè)公司來檢查供應商工廠的結構、火災和電氣安全，并宣稱提供 180 萬美元對工廠管理者進行消防安全培訓后的再次安全檢查。
在危機處理專家和公關的聯合發(fā)力下，品牌們“積極”響應，仿佛穩(wěn)妥地避開了西方消費者們的道德指責，將負面影響降到最低。但是，正義仍未得到聲張。
拉納廣場捐助者信托基金會在慘劇后對外公開募集善款，截止 8 月 4 日，原本預計籌得 4000 萬美元的善款仍不足一半。本應該擔負起責任的零售商們此時集體失聲。并不是第一次經歷這種事件的他們心里十分清楚，務工環(huán)境難以在孟加拉、甚至中國得到真正的改善。虛偽的應對措施背后只要避簽勞工協議，就能避免資金賠償，這才是利益所在。
英美
重拾制造業(yè)：在本國培養(yǎng)自己的制衣工人
服裝鏈里的零售商們衡量著每一個導致成本上漲的原因：原材料價格、曠日持久的海關手續(xù)和不可靠的能源供應、管理質量不穩(wěn)定、工業(yè)或政體動蕩、道德健康和安全法規(guī)、石油價格波動帶來的運輸成本以及對環(huán)境的影響……所有這些因素都增加了服裝的離岸成本，并且延長了服裝制作時間。
也許在本國重拾制造業(yè)是一個解決辦法。
實際上，在金融危機之后，發(fā)達經濟體正在檢討和修正昔日的“去工業(yè)化”、“去制造業(yè)”的戰(zhàn)略，“再工業(yè)化”成為不少發(fā)達國家的共同戰(zhàn)略選擇，而一些大規(guī)模并且具有影響力的零售商與品牌商也在積極尋求開發(fā)更接近消費市場的制造基地。他們要做的第一步，是培養(yǎng)新一代的技術工人。
在美國、英國等國和香港地區(qū)，熟練技工的短缺是阻礙制造業(yè)復蘇的一大因素。英國的紡織服裝業(yè)在上世紀 80 年代有 80 萬工人，下降到現在的 10 萬人。時尚的話語權被設計師、市場營銷牢牢掌握，沒有人會覺得提供精湛的制衣技術是一件“性感”的事。
如何才能在當地培養(yǎng)更多的制衣工人？
Jenny Holloway 在北倫敦開展的 Fashion Enter 項目或許值得借鑒。2006 年，這位創(chuàng)始人在哈林蓋(Haringey)小鎮(zhèn)上設立了服裝制造基地及認可實習模式，讓當地的失業(yè)青年有機會獲得實實在在的技能培訓。在鎮(zhèn)理事會的支持下，她還游說到 ASOS、John Lewis 和馬莎百貨對生產基地和學徒計劃進行了投資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們也投入了部分服飾訂單，在那里試水生產。
企業(yè)和社會團隊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但塑造新一代的工人，仍然需要國家政府層面的支持，譬如恢復縫紉學校課程、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學徒計劃。像英國時裝理事會一樣有影響力的時尚機構，也需要在輿論上承認制造業(yè)對于時尚的重要性。紐約市政府和 CFDA(美國時裝設計師理事會)則在這方面作出了表率，他們成立了服裝生產商聯盟(Fashion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，簡稱 FMI)基金會，旨在恢復“失去的藝術縫紉技能”以及振興紐約的服裝制造業(yè)。
我們不難預見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，服裝價格節(jié)節(jié)上升是必然之事——服裝制造業(yè)不得不采用調高產品售價的方式，來消化各種成本上漲的壓力。
在服裝制造供應鏈上，中國制造仍然坐著世界頭把交椅；但孟加拉、柬埔寨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制造業(yè)也占有絕對優(yōu)勢，在全球需求放緩、快時尚折扣零售商大勢流行的今天，時尚背后的“血汗工廠”難以消失。
而另一方面，發(fā)達經濟體與發(fā)展中國家之間制造業(yè)成本差距的縮小，將促使一些公司將工廠遷回本土或是離消費者更近的地方。同時零售商們的政治意愿以及對小批量優(yōu)質服裝的需求，將催生一批反應迅速、工作靈活的本土服裝加工廠，或許我們將有望看到英美等國的服裝制造業(yè)再次復興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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